语文差错的六大类型

英伦Harsh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石，汉字更是我们国家凝聚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们正大力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而，电视、报纸、期刊、图书等文化载体中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却难以令人满意。
　　据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中心长期以来对社会语文运用的检测与观察，在文字质量方面，图书优于杂志，杂志优于报纸，报纸优于电视。而电视剧、电影、广告是语文差错的重灾区，其中的语文问题尤其突出。在《咬文嚼字》“请给荧屏亮分”活动中共查出3551条电视语文差错，其中有2238条出现在电视剧、电影、广告当中，占总数的63%。
　　不同媒体使用语言文字的特点不同，取其共性，主要语文差错归纳为六大类型。

　　政治差错
　　新闻媒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应当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处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有的媒体却在政治上不“讲究”。某报文章标题是“交警严打，路霸遭殃”，一个“遭殃”就让媒体的立场站到了路霸一边，这不是主动把自己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吗？有的报纸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来称呼我们的党。2009年1月14日某报一篇文章介绍国民党党史的某展览厅：“展览厅以创党（国民党）以来党史为主题，展出内容包括1894年创党、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北伐剿匪、对日抗战……”其中“北伐剿匪”的“匪”其实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蔑称。该报竟然完全照搬国民党的口吻，称共产党为“匪”，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政治史常识都没有了。
　　而更普遍的政治差错是将港、澳、台与国家并列。“中国对美国、欧共体和香港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黑帮老大霍青松……是中、港两地警方极力想缉拿归案的走私红油大亨”，“在14家银行中，有6家是在国内和香港两地上市”，这些例子都出现在2008年的刊物当中。还有一本刊物则写道：“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南非、英国，到亚洲的台湾、澳门、日本、新加坡，ED　Hardy的店铺分布全球。”简单的一句话，既有知识差错（将南非和英国拽到了太平洋岸边），又有政治差错（将台湾和澳门提升为国家），差错之集中，令人吃惊。
　　知识差错
　　大众媒体的受众面非常广，媒体传播的知识应是准确无误的。遗憾的是其中仍有一些明显的知识差错。
　　有把历史人物张冠李戴的。2006年5月13日山东卫视播出的《数风流人物》，在介绍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时，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孔夫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其实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人是孟子，而不是孔子自己，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
　　有把历史知识解释错的。某书解释“岁试”：“秀才考举人前的一次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岁试”是每岁考一次，所以才叫“岁试”，怎么会变成“三年举行一次”呢？另外，有了秀才的身份是不参加“岁试”的。参加“岁试”的是童生，通过了“岁试”，童生就入学成为“生员”（即“秀才”）。
　　有把历史时间弄错的。比如2006年的一本刊物中说道：“1981年前，鲁迅先生在《语丝》周刊发表了一篇《论“他妈的”》……”即使我们不知道鲁迅《论“他妈的”》一文的发表时间（1925年），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判断，那绝不是1981年前后，更不是远在1981年前的公元25年！其实，1925年与2006年相隔81年，原文作者写的很可能是“81年前”，而编辑加工者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误将表示计数的“81年”当作“1981年”的简写，想当然地将“81年前”改作了“1981年前”，结果闹出了笑话。
　　违规差错
　　有一些差错的产生是由于对国家语文法规不熟悉造成的。其中“像”字便是一个典型。这个字于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时恢复使用，在相当长一个阶段，报刊因不了解这一变化而导致象、像不分。时至今日，这一差错在纸媒中已明显减少，但在电视中仍比比皆是。比如重庆卫视在2005年12月播出的节目中有11次把“像样”的“像”误成了“象”。而《刘老根》、《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电视剧更是将作为动词的“像”一错到底。
　　另外，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明确规定“瞭”字在“瞭望”、“瞭哨”中仍写作“瞭”，不简化作“了”。这个规定公布已有二十多年，然而在最近的报刊检查中依然存在错误现象。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中，明确指出数字不能断开移行，相邻数字连用表示概数不能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一般不用简写，百分比号不能随便省略，带有“几”字的数字表示约数必须使用汉字数字……不少报刊、图书对这些规定视若无睹，在处理数字问题时随心所欲，将“2009年”简称为“09年”的用法在当今出版物中时有所见，而类似“从早上5：00发车到晚上12点多”这样的文字也不在少数，一会儿用计时的扩展格式，一会儿不用扩展格式，可见其规范意识之淡薄。
　　用字差错
　　用字差错是当前媒体语文差错中最主要的部分。根据历次统计，错别字基本上占差错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脱字、衍字、字序颠倒、上下文不统一、图文不符等低级文字差错，这个比例接近二分之一。
　　错别字可分两类。一类是偶发性的明显的低级文字错误，不少都是读音相同或相近造成的，如“直立行走”误为“直力行走”，“电子邮件”误为“电子有件”，“内心深处”误为“内心深出”，“大型企业”误为“大性企业”，“流言可畏”误为“流言可谓”，“各国政府”误为“各国支付”等。还有一些则是由于字形相近造成的，比如“天安门”错成“大安门”，“人口”错成“入口”，“百年未遇”错成“百年末遇”，“已经”错成“己经”，“七彩金线”错成“七彩金钱”，“有识之士”误为“有时之士”等。而多字、漏字现象也属此类，比如把“蟋蟀”写成“蟋”，把“能见缝插针”写成“能缝插针”，把“高跟鞋”写成“高鞋”等。这些差错只要注意力集中就能避免，它们的普遍存在，说明相关的编校人员需要在工作作风和态度方面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另一类是典型的高频别字，它们在文字使用中反复出现，带有明显的规律性。比如“小时候”错成“小时侯”，“羸弱”错成“赢弱”，“合璧”误为“合壁”，“猕猴”误为“弥猴”，“度假”误为“渡假”，“戛然而止”误为“嘎然而止”，“大名鼎鼎”误为“大名顶顶”，等等。这些差错数量众多，说明一些编校人员对常见别字缺乏必要的敏感，职业能力与素养仍有待提高。
　　用词差错
　　词语是语言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实际使用中，不少词语在词形和词义方面都容易出现误用。
　　词形误用有苟简致误的，如将“我公司”简称为“我司”，将“无微不至的照顾”简称为“无微的照顾”；有杂糅致误的，如将“唇枪舌剑”和“舌战”糅合为“唇枪舌战”，将“令人担忧”和“堪忧”糅合为“令人堪忧”；有讹变致误的，如将“巧舌如簧”讹为“巧如舌簧”，将“概莫能外”讹为“莫不例外”，等等。词义误用有断词取义的，如将“首当其冲”当成“首先”来用，将“差强人意”当成“令人不满意”来理解；有褒贬错位的，如将贬义的“始作俑者”当成褒义词或中性词使用，将贬义的“令人侧目”当成褒义的“令人刮目”使用；有敬谦失当的，如将敬辞“府上”当成谦辞说成“我府上”，对杀人越货的罪犯用敬称“位”，等等。
　　词语误用中最严重的则是对词形接近的词语的混用。比如对“启事”和“启示”、“截至”和“截止”、“权力”和“权利”、“反应”和“反映”、“必须”和“必需”、“修整”和“休整”、“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等易混词语的区别始终没有掌握，这就导致这些词语的混淆一再发生，成了高频差错、典型差错。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编校人员对一些错误用法已经形成习惯，习非成是。曾有检查意见指出“毋庸置疑”不能写成“毋庸质疑”，“失之偏颇”不能写成“有失偏颇”，“期间”不能当成“其间”使用；被检查的媒体却提出反驳，说是“网络上用毋庸质疑的很多”，认为“失之偏颇”和“有失偏颇”意思是一样的，甚至还说：“‘期间’不就是‘其间’吗？两者可以混用。”可见，这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判断对错的能力。
　　表达差错
　　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工作节奏加快，所有媒体都面临着制作周期缩短的压力。一些媒体缺乏应对这一压力的办法与能力，在文字加工上马虎潦草，语言使用率性任意，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不合语法，不合逻辑。如：“经过加工后的海藻还具有牛肉味、鲜鱼味、红烧肉味，香甜可口，令人唾液生津。”“津”即“唾液”，“唾液生津”明显不妥。再如：“曾荣获‘百名优秀教师’、‘优秀德育工作者’、记三等功等荣誉称号。”“记三等功”与“荣获……称号”杂糅在一起，降低了表意的清晰度。又如：“你为什么在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化成了一支毒剑，射中了我爱的那颗年轻的心？”“毒剑”与“一支”、“射中”都无法搭配，能在这里出现的应是“毒箭”。
　　以上六类差错是各类媒体中共同存在的。此外，语文差错还有标点差错、数字用法差错等类型，但它们并非均匀地分布于所有媒体，比如电视字幕中就很少使用标点符号，在此暂且不谈。
　　当前的社会语文生活中，文字规范意识、制度建设、监督管理等方面都亟待加强。但首先最需要加强的是文字规范意识。曾有媒体报道，某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对节目中的语文差错公开表态，“我们的节目不是直播是录播，完全有时间把这些错误、语病改过来，而且节目要经过几次审查才能播出，怎么会看不出这些错误？我们的想法是这是一档娱乐节目，主持人不必很严肃，有一些语病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请观众就当是一个乐子”。这种说法正好说明少数媒体工作人员对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这样的“乐子”只能是对语言文字的嘲弄，是对广大受众的愚弄，若任其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愚乐”而不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