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述评

英伦Harsh

一、编写指导思想

　　 建国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大体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变化过程。

　　 建国初期，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苏联的教育、教学经验，对教材编写产生很大影响。当时中央批准在中学里把语文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无论是1956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还是依据大纲编写的中小学教材，都把汉语知识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个时期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强调思想教育，在学科教学上强调知识的系统性。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导致语文教材成了空洞说教的政治课本，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语文教学质量大大降低。经过反思和讨论，1963年大纲第一次明确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一认识决定了当时的大纲和教材，都强调加强“双基”，提倡多读多练，读写结合。

　　 “文革”十年，教育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教育一方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方面把目光投向国外。教育界逐渐形成了既重视知识，又注重能力的知能平衡的教学观。在这种教学观的指导下，并受到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的启发，教材编写强调精选读写知识，设计训练项目，注重训练，培养能力。

　　 最近几年，科技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都呼唤教育深化改革。语文界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不断拓宽和深化，对语文教学的核心目的是促进入的发展逐渐达成了共识。因此，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把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语文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

　　 （2）教材要体现基础性和发展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基础学力。

　　 （3）教材应为学生进行自主的语文学习和实践，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4）教材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综观我国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在编写指导思想上大多体现以下几点：

　　 （1）在教材内容上，注意体现时代精神、重视思想品德的熏陶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2）在教材体系上，以培养语文能力为线索，有的还把学习习惯纳入训练体系。

　　 （3）在学习方式上，注意渗透教法，指导学法，引导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

　　 （4）在学习途径上，注意引进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把语文学习和实践延伸到课外、家庭和社会。

　　 二、教材编写体系

　　 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阅读为基础的；以作文为中心的；读写结合，严格设“法”布“点”的。

　　 1．以阅读为基础。

　　 十分重视阅读能力的培养。低年级强调抓好朗读、背诵和理解词句。中高年级依词、句、段、篇和阅读方法、习惯的顺序，设立训练项目，引导学生理解、积累和运用。结合阅读教材，还设计了一些侧重训练写的项目，并力求和侧重训练读的项目相对应。为了使读、写训练各自的眉目更清楚，也为了减少阅读训练的头绪，进一步加强习作训练，从三年级起，结合阅读教材设16个侧重训练读的项目（比试用本减少了一半），而将习作单独设计训练序列，体现在各组的习作提示之中。此外，口语交际也有系统安排。形成以阅读训练为基础，习作和口语交际结合训练的编写体系。

　　 2．以作文为中心。

　　 有的以作文训练为中心，安排作文训练序列。一、二年级在集中识字和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大量造句、写话、培养兴趣，打好作文基础。三年级作文启蒙，以“放胆文”的形式，引导学生把文章写“开”，把笔头写“顺”。同时，在课本中编入一定数量的本校学生的作文，以增加亲切感，打破神秘感。四、五年级进行严格的作文基本功训练，由放到收，全面提高。

　　 3．读写结合，重“法”循“法”。

　　 有的从语言结构和叙述表达两方面，归纳出体现记叙文读写规律的“若干法”（分为句子、句群、构段、开头、结尾、谋篇、记事、写景状物、写人等若干类）并以此为线索编写教材，作为学生理解课文的钥匙，学习作文的借鉴。 也有的把小学阶段应该培养的语文能力，分解成若干个训练点，从第五册开始系统安排。六年制教材安排阅读、作文训练点各64个，另外还有28个听说训练点。

　　 自五四以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一直是分编型和综合型同时并存。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50年代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曾经试编过文学、汉语分编本以外，基本上沿用的是统一的综合型教科书。而到了80年代，各种分编型教科书重又问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实践中，大家几乎一致公认，分编型的优点在于眉目清楚，序列分明，而缺陷在于想求得综合的整体效果比较困难；综合性教材的优点在于整体性较强，便于使用，而缺陷又在于知识讲授和能力训练的序列不易梳理、组织。二者的优势、缺陷，正好相反。现在，人们正在努力，在合编本中强化能力培养的序列，优化单元组合；在分编本中，增强相互联系，以求整体效果。分编与合编，尽量做到优势互补、互相促进。 有人把教材体系分为三类：知识系统型、文选系统型和训练系统型。第一类，例如1956年的初中汉语教材，又如30年代夏丐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以文话知识系统统帅全书。第二类，例如20世纪初叶的一些教材，就是把一些文章分类，集中编在教科书中。第三类，就是现在的大多数教材。训练系统型教材有如下特点：（1）有一个目标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学科整体目标、阶段目标、单元目标和课文目标。彼此关联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逐步走向学科的总目标。（2）有一个训练系统。列出语文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点，配合目标系统，点点相连成线，形成一个网络训练系统。

　　 训练型体系教材是在布鲁姆目标教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与为应付考试，加大训练量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它对克服语文教学的随意性，寻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教学目标的肢解与凝固，也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目前语文教学中的纯工具训练，不能不说与这种教材体系有一定关系。

　　 三、关于教材内容的几个问题

　　 1．对识字、汉语拼音的处理。

　　 我国古代教儿童识字，采用的是集中识字的方法，读完“三、百、千”，集中识字2000个左右，然后再开始读书。

　　 解放以后，小学语文教育界围绕如何提高识字教学效率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实验研究，形成了多种识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集中识字、随课文识字、注音识字等。这几种识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体现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长期教学实践证明，这几种识字方法各有所长，都是行之有效的。有的教材已注意吸收各种识字方法的优点，使之融会于教材之中。这样，识字形式丰富多样，识字教学更有成效。这可能是今后编写识字教材的发展趋势。

　　 在识字量的安排上，语文教材也有过较大变化。1963年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小学六年的识字量达3500字。1990年以后编的各套教材，按照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识字量降为2500左右。有的教材采用识写分开的办法，使学生认识的字多一些，会写的字少一些。实践证明，这样安排比较切合学生学习语文的实际，也有利于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小学语文教材对汉语拼音的处理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在第一册的开头就编进汉语拼音最基本的内容，通过十几课、五六周汉语拼音的教学，使初入学的儿童，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以帮助识字和学习普通话。而后，结合识字、正音，不断巩固汉语拼音，并学习用音序法查字典。绝大多数小学语文教材的汉语拼音内容采取上述编法。第二种，也在第一册开头编写汉语拼音教材，但是提高要求，要求学生通过拼读达到或直接做到直呼音节，以便能借助汉语拼音提前读写。“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课本一般采用这样的编法。第三种，是近年出现的，认为汉语拼音枯燥难学，先让学生识一定数量的汉字，再教汉语拼音。拼音内容放在第一册后半册甚至第二册。

　　 2．对文学教育的处理。

　　 现代语文教育萌芽之初，有“中国文学”一科的设立和相应的教材，内容包括文章和文学，其“文学”的内涵与现在意义不同，而是以文言文学习为主要内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国粹。1912年，教育部对语文教育规定“涵养文学之兴趣”，使学生了解文学史的发展概况，这成为民国时期历次课程标准制定中共同强调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教育家和语文教育工作者，怀着改造国民、塑造新人的理想，非常强调文学教育。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的选编更加强调其文学性；一批五四作家如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冰心等的作品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在最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成为新教材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30年代以后，国民党实行思想钳制，文学教育受到极大削弱。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中学语文教材，如《中等国文》，虽然实用功能很强，但也注意选编一定比例的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语文教材配合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时代政治色彩浓，文学教育分量轻，教材中选编的少量文学作品，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教育的功能。1956年，实行汉语、文学分科。初中文学教学大纲，对文学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根据大纲精神，编写了初级中学文学课本，课本选编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文学课本1958年被停止使用。当时有人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句话还被写进了1963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文革”时期，文学教育更遭践踏，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或“革命文艺课”，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学教育。1978年，制定了“文革”后第一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大纲没有提及文学教育。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一套初中《阅读》教材，说明中提到要培养学生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是“文革”后呼唤文学教育最早的声音。但这套教材中文学作品比例很小，仅为点缀。1986年制定的初中语文教学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初步欣赏文学作品能力这一目标。此后，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教育复苏。1988年编写、1993年全国大面积使用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本，对初中语文学习划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主要学习文学作品。2000年秋季全国大面积使用的义务教育试用修订本初中语文教材，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大了文学作品的分量，实现与高中的进一步衔接。

　　 一百年来，语文教材中文学教育的处理，经历过曲折，也有过争议，但一个起码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排斥文学教育，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对青少年的文化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时代呼唤培养更多有个性、灵性、创造性的学生，文学教育在其中正可大显身手。 由于文学教育的复杂性，现在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教育也有一些问题亟待研究，比如，初中阶段的文学教育，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和水平？初中提出初步培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高中阶段也提了这个要求，两者究竟作何区别？必须对此进行科学的论证。文学教材编写中要引导教师对文学作品进行多样化、个性化的处理，可是这一点恰恰是当前文学教材中最缺少的。我们现在反复强调文学教育中讨论式、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但面对师资、考试、学生班级人数偏多以及教学设备差等问题，文学教材编写就难以按照理想的方式进行。另外，文学作品在全部课文中的分量怎样，各种文学体裁所占比例多少，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要各从哪些方面引导学生进行鉴赏，教材如何引导文学测试，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3．对文言文的处理。

　　 一百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对文言文的处理，各个阶段的方式不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尽管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白话文，但几千年的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文言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仍牢牢控制着语文课堂。20世纪初的中学语文教材，全部是文言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思想，保存国粹。所选文言文，大多是旧时代的应用文，如铭、箴、策、论等。阅读是为了写作，也就是说，学习这些文言文主要是为了能够写作这些体裁的文章。其特点一是分量重，难度大，一套课本全部文章动不动三五百篇，学生学习负担重，难以完成任务；二是教材基本为文章选编，兼有少量释题、旁批、眉批或总评，就文章体裁、结构、内容、写法等作一点说明，没有练习；三是将大量古代诗歌排除在中学文言教材之外；四是教材编者大多为国学大师，教材威信高。

　　 民国前后，白话文章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于是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此后，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比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小。但整个国民党执政时期，文言文的比例，大于白话文的比例。编排方式，有文、白混编和文、白分编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文言白话根据一定比例，混合编排在一册书中，后者是文言与白话各自成册。混编教材中文、白的比例，一般是低年级到高年级，白话文由多到少，文言文由少到多。文言文的选文，与前一时期相比，更加注意文学性，大量可读性强的古代名篇被入选教材之中，古代诗歌的比例越来越高；选文数量减少，难度降低，有较为完备的助读系统和简单的练习系统。革命根据地的语文教材，如《中等国文》，考虑到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和群众的实际文化水平，文言文的分量很少，且大都简短易懂，这一做法延续至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汉语、文学分科后，初中文学课本中有三分之一是古代诗文。“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材，文言文极少。1963年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的比例约占全部课文的三分之一。“文革”期间，基本取消了文言文的学习，仅有的极少数篇章，也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随意进行政治图解。“文革”结束后，文言文回到中学语文教材中，1978年的初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不到20％。之后的每一次教材编写或修订，文言文的比例不断提高。现在，初中语文的试用修订本，古代诗文的比例已经占到30％。

　　 党和政府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态度，经过了一个过程，其总趋势是越来越重视。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纵观当今世界，经济越发达，对本民族文化也越珍惜。而一个民族积贫积弱的时候，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并容易由妄自尊大走向妄自菲薄。中华民族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认识。从另一角度看，将来的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才的文化素养，加强文言文的学习，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对青少年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将来的语文教材，无一例外地将重视文言文的编排。

　　 文言文教材建设，以下几个问题必须考虑：一是分量究竟应该多少，现在的30％是否最为科学；二是初中各个年级的分量是由少到多还是全部一样；三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排还是由易到难编排，如果是按历史的顺序，是从古到今还是从今到古；四是诗和文是否要分开，诗和文的比例应该是多少；五是究竟以学习哪些类型的古文为主，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展开广泛的调查研究，进行科学的论证。

　　 4．对文道关系的处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主张语文教育中要“文道统一”。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回顾百年来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清末语文课开设了“讲经读经”。所谓“经”就是古代圣贤的四书五经。统治者开设这门课的目的是要保存国粹。1902年制定的《学务纲要》中说：“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把读经与尊圣、信教联系在一起了，其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之“道”。他们要培养的是思想的奴隶。清末民初，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这时候的语文教材，其指导思想与宣传的理念，应该说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它对于启蒙人民，宣传科学民主文明进步，起了重要作用。而到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置语文教育的任务规律于不顾，在教材中大量加入国民党要人的文章，宣传国民党的党义党纲，实行思想的钳制和愚民政策，语文教育质量大大下降，这激起了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上正义力量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于是，在40年代，又有部分民间文化力量编辑出版思想进步、符合语文教育规律的语文教材，语文教育质量又有所提高。

　　 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近30年中，语文教材在文道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失误不少，教训颇多。突出问题是对语文教育中“道”的方面理解往往出现偏颇，过于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语文教学任务本身的完成。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常常无限制地歪曲语文教育的目的。所以语文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反右”运动来了，马上要求在语文课本中增选关于反右派的文章；“大跃进”运动一来，马上又是增选配合歌颂“大跃进”的文章；“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片面强调语文为政治斗争服务，为生产劳动服务，完全抛开语文教学本身的任务。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语文课成为了政治课的同义词。这时候基本只剩下所谓的“道”而不存在“文”了。这无疑大大影响了语文教育的质量。

　　 历史进入新时期，党和政府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处贴心理语文教材中的文道关系问题。现在，我们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在培养学生基本语文能力的过程中，渗透思想教育，而不单独把两者剥离开来。不以“文”害“道”，也不以“道”害“文”。而对思想教育内涵的理解，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狭窄，而应更加宽泛。它应该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人生教育、道德伦理教育、科学精神教育、审美情操教育、多样文化态度教育等。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语文教材应该成为学生了解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阵地，了解中外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窗口，以此形成健康个性和健全人格，成为一个创新型的人才。所以，语文教育中的“道”，我们认为其指归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有爱心的人，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人。

　　 要把这些共识落实到语文教材中，还要妥善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选择什么样的文章作为课文，二是如何安排听说读写的内容，三是如何引导学生在听说读写实践中既学语文又学做人。各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

　　 5．对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黎锦熙先生就对此有过提倡。1948年，叶圣陶先生草拟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但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1986年制定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才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中学语文教材中才增加了口语交际内容。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上对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语文教材不断增加口语交际内容的分量。

　　 在当前信息社会里，中学语文教材重视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无疑是正确的。在编排上，各套教材不完全一致。有的单列一个系统，与阅读、写作两个系统一起，“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有的把口语交际分成听和说两部分，变成听、说、读、写四条线同时推进；有的把听和读合成一个系统，把说和写合成一个系统，全套书是两个系统协调发展。在教材内容的编写上，有的按口语交际的项目编写，例如发言、讨论、演讲、辩论等；有的按口语交际能力的若干方面编写，例如说话要口齿清楚，态度大方，说话要得体等。这种种做法，都是允许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口语交际教材，有几个方面应该加强：

　　 第一，更加贴近生活，结合实际。应该少讲知识，简化头绪，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口语交际能力。有的教材的口语交际知识比较繁琐，应该删繁就简。

　　 第二，更加注意沟通课堂内外、学校内外，发掘一切口语交际教学资源，引导学生时时处处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第三，教材中应引进口语交际教学的现代化手段，例如录音、录像、网络等等，以提高效率，使学生的口语水平更快提高。

　　 6．对阅读能力的培养。

　　 阅读教材的核心是课文。小学课文的编排，一般是按思想内容上的联系组成单元，兼顾读写能力训练的序列。中学课文的编排序列有如下几种：以文章发表时间为序，如1910年吴曾祺的《国文教科书》，便于学生系统学习，但违反从易到难的原则；以思想内容为序，如30年代《初中国文》，便于语文学习与生活结合，但容易忽视对语言文字的掌握；以文体为序，如1978年、1987年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有利于掌握记叙、说明、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有利于读写结合，但排斥了文学，口语交际教材也不大好安排；以语文能力为序，如人教版义务教育教材，按这种序列的又有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主和培养写作能力为主两种。当前，大家认识到，阅读教材应该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发出一种新的序列，大概是较为理想的。

　　 阅读教材的选文，多数教材侧重于名家名篇，也有少数教材侧重于应用，于是多选记叙、议论、说明类文章和应用文；也有少数教材侧重于时文，于是多选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时代气息固然浓厚了，但典范性不强。显然，如果突出工具，就多选实用文章；如果突出人文，就多选传统名篇。当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多选名家名篇。至于中国古代、现当代作品和外国作品，各占多大比例，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历来的中学阅读教材，多数教材中中国古代作品约30％—40％，现当代作品约50％—60％，外国作品约10％。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作品比例应该大一些。

　　 阅读教材中除课文外的助读系统，包括提示、注释和教学目标等内容，20世纪初叶的教材是没有的，后来增加了注释，80年代中期起又增加了提示和教学目标。现在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简，注意不要束缚学生的手脚，应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另外，还有作业系统。各套教材的作业量悬殊很大，注重语言文字训练的强调多练、多做作业；注重整体感悟的，强调练习要少而精。当前题海泛滥，孤立、繁琐的字、词、句训练盛行，弊端甚多，必须大力扭转。

　　 7．对作文能力的培养。

　　 几千年传统的语文教材，借助“四书五经”，它们都只有阅读教材，没有专门的写作教材。《声律启蒙》之类练习属对的书，虽然最终指向写作，但人们总把它们当成琅琅上口的读物。清末的文言文教材继承了古代这一传统，它们都是阅读教材，不过阅读是为了写作。教材编者在对课文的一些评点文字中，提到有关文章结构和章法等，可作为文章作法指导。20世纪一二十年代，虽然白话文进入了语文教材，但仍只有阅读教材而没有写作教材。30年代后，有些教材如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中开始出现所谓“文话”，其目的之一是对学生写作进行指导。1942年，昆明出版了由孙起孟、顾诗灵和蒋仲仁合编的《写作进修读本》，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作文教科书，对作文训练内容、步骤、方法及编排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建国后至70年代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的几套语文教材中，基本上没有专门作文教材，也没有作文训练安排。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草拟了《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当时没有公开发表。80年代，语文教材始有作文训练，或置于练习后，或置于单元之后，随意性强，系统性差。90年代，重视作文教材的编写成为时代潮流，有的阅读、作文教材合编，有的编写独立的作文教材。作文内容的编排体系也是多种多样。小学作文教材的编排，有的从“放胆文”到命题作文，有的从练习写一句话到写一段话到整篇文章；中学作文教材则有总—分—总训练体系、阶梯式训练体系、交叉训练体系、文体训练体系、表达能力训练体系、知识—能力训练体系等。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训练体系被广泛接受并取得突出的教学效果。

　　 作文教材的编写，发展缓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一片空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是否需要编写作文教材，历来存在着争议，甚至像叶圣陶这样的语文教育大家，对编写作文教材，也持保留意见。这种意见的不一致，影响了作文教材的建设。这同时也影响对写作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同是主张编写作文教材的人，对于究竟要培养学生哪些作文能力，什么是作文的一般能力，什么是作文的基本能力，能力的训练又按照什么步骤来操作，等，也各执一词，这恐怕是影响作文教材编写的主要原因。

　　 语文教育发展到今天，对于是否需要编写作文教材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作文编排什么内容，按什么体系编排，怎样操作，等等，这些恐怕难以作统一的规定。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对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有用，都是可行的。在今后的作文教材建设中，下面几点共同的方面，应给以正确的导向。首先要更新观念，作文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独创，要引导学生说真话，抒真情，反对套话、空话、假话；要引导学生切实体会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作文与做人密切相关；要使教师认识到，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也是“立人”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使学生认识到作文也是生活的一种实际本领，而不是为了应试；要培养学生简洁、明了、准确地表达信息的能力，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第三，在作文实践中要养成学生良好的习惯，包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积累生活素材的习惯，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认真写作、反复修改的习惯等。

　　 8．对语文知识的处理。

　　 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对语文知识的处理，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出版单编成册的语文知识教材，例如民国初年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二是编写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课本中；三是把语文知识点点滴滴地渗透在课文的练习、注释中。由于语文知识教材的编法和教学的实际效果始终有问题，所以近百年来的语文知识教材始终在这三种处理办法中徘徊。当反对的呼声强烈时，就用第三种办法；当赞成的舆论高涨时，就用第二种以至第一种办法。现行的各种语文教材，基本上沿用第二、三种办法。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文知识教材应当精要、好懂、有用，现行教材中的语文知识，仍嫌繁琐、陈旧、脱离应用，必须下一番删繁就简、除旧布新的功夫。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更应淡化语文知识的教学，注重引导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和积累。 有人认为，语文知识应该突破陈述性知识的局限，增加程序性知识（或者叫操作性知识），以便指导学生在听说读写中实际练习和应用，如“理清文章思路”“寻找段落主句”“说话要合乎分寸”等。这是当前的一个新动向，但似乎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也有人认为，语言知识应该突破静态的语法学、语义学范畴，向着动态的语用学、语体学领域发展。例如关注“简明、连贯、得体”，“语境和语义”，等等。对这个发展趋势，大家都赞同，然而究竟引进哪些新的语言知识，如何引进，都需要很好地探讨和论证。

　　 四、教材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随着对“教给学习方法，培养自学能力”逐渐达成共识，各套小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努力。

　　 有的注意渗透教法，指导学法。措施有：明确课文教学的目标；在教学中渗透教法；练习设计适合学生的自学。

　　 有的注重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从第一册“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到第十二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册都安排了习惯培养的侧重点，形成序列。这无疑对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促进学习能力的提高，起重要作用。 有的从三年级开始，每单元之前提示教学目标，每单元以后设计练习检测，形成“明确目标—进行训练—反馈补救”的机制，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学能力。

　　 有的从中年级起，每组教材之前设“导读”，提出学习要求和训练重点，鼓励学生在本组学习中自觉领会训练重点；在每课“预习”中提出预习要求；渗透读书方法，鼓励自读自悟、质疑问难；在课后“思考·练习”中加强启发性，鼓励独立思考，发表创见；在每组之后的“读写例话”中引导学生回忆本组课文学习过程，归纳、小结学习心得，使学生经历学习过程，不断提高自学能力，特别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的在每个单元学习之后，引导学生读书观察、操作实验，加强课内外的联系，加强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每册之后附有多项语文趣味活动，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

　　 中学语文教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先考虑按学生的心理特征编排教材，至于学科体系、社会需求，是第二位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兼顾。因此，教材往往按照学生语文能力、人文素质提高规律来编排。比如，课文由浅入深，语文知识由繁到简。其次，助学系统愈来愈成熟。所定的教学目标讲究适当，课文提示富于启发性，注释符合学生需要。有一套自学辅导教材更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它的一系列措施是值得借鉴的。 当前，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和人格。在学习方式上，强调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语文教材自然要适应这个变化，使之有一个新面貌。

　　 五、几点经验教训

　　 1．必须明确语文学科的功能和任务。长期以来，由于对语文学科的功能和任务不明确，所以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产生偏颇。或者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忽视读写能力的培养；或者过于强调文学教育，忽视“双基”；或者一味强调工具训练，忽视语文的教育功能。现在，必须搞清语文到底有哪些功能，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语文教材编写指导思想也就明确了，语文教材才有编好的可能。

　　 2．语文教材必须尽快从主要是“教本”转变为主要是“学本”，不仅要有利于教师教，更加要有利于学生学。因此，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合理编排教材。要有利于实行探究式学习方式，适应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的需要。

　　 3．语文教材的选文必须典范性和时代性、实用性相结合，以典范性为主。不能过于强调时代气息而排斥传统名家名篇，也不能过于主张实用而让典范性不强的文章进教材。选文必须坚持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和适合教学这三条标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4．语文教材的编写、实验和推广，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在语文教材史上，如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材的实验，1963年教材的实验，都是一轮实验尚未结束，就匆匆终止了。劳民伤财，不了了之，至今令人扼腕叹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文革”中编写教材，又是一哄而起，教材质量大滑坡，留下的教训是沉痛的。

　　 5．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在保证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行教材多样化是利国利民之举。应该鼓励各种风格、各具特点的教材合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