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几方面的关系

英伦Harsh

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科学知识、技能学习的关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一个人对待科学事物的最基本看法与倾向性，对他的科学学习与探究活动具有很强的导向与制约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科学家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献身精神，不怕艰险，孜孜不倦地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勇敢前进，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

　　 热爱科学，积极参与科学事业，具有正确科学价值观的人，即使知识、技能稍欠缺些，也会激励他奋斗，钻研知识，学习技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陕西省有位农村妇女牛玉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7年在荒地上种了1.7万亩树，为治理荒漠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拉奥博士奖”。她靠的就是对科学事业的热爱与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

　　 精神可以变物质，反之物质也可以变精神。人的精神从来就是一定物质与环境的反映，科学知识、技能的积累也会使人逐步建立起对世界及周边事物的科学认识，培养对科学的情感，形成科学价值观，孕育科学精神。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说过：“知识与能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在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有了充分了解，又发展了微积分的方法之后，才得以完成的，绝不是单凭苹果落地就想像出来的。所以治学应该有恒心，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之前，曾经历了10年的准备时间。所以，青年同志们应当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从小就严格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前进。”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正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知识学习与积累，培养了坚忍不拔的科学探索与献身精神。

　　 科学知识与技能是中性的，既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作用，关键是看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使科学活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首先要求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具有积极的有利于社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整个科学活动中的导向性因素，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

　　 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能力的关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能力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科学方法是形成科学态度价值观的操作规范基础。科学方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与实施步骤，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与随意性。实证的方法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而实事求是正是科学态度与价值观的核心命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可以促进科学家实事求是观念的形成。科学方法中严密的逻辑推理需要科学家具有严谨、一丝不苟的研究作风，提出问题需要科学家的丰富想像、大胆探索，解决问题更需要科学家锲而不舍、孜孜不倦，这些都包含了大量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因素，是养成一个人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感性基础。

　　 反之，一个有着良好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一定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很强的研究能力。著名美籍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博士说过：“从事科学工作，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很大的毅力，就像着了迷似的钻进去；第二要十分机警，仔细地观察、分析，否则稍一马虎，机会就放过了；第三要坚持不懈，一而再、再而三地试验，不达结果不罢休。”这里既包含了科学家应有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也是科学方法与能力的体现。

　　 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科学素养，立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接班人，首先要培养他们的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追求，但这只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还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赞扬那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但绝不是说凡事只要苦干就能成功，苦干与成功之间既不能画等号，也不是完全的正比例关系，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正像法国科学家贝尔纳所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教育在强调科学精神的同时，必须重视科学方法的教育，关注科学能力的培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科学行为习惯的关系

　　 行为习惯作为人的行动表现，受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支配与影响。科学教育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技能，训练科学方法与能力，目的是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而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与否,最终是通过他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和科学习惯的养成表现出来的。因此，学生的科学行为、习惯既是科学教育的结果，又是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反映，也是评价科学教育成果的敏感指标之一。

　　 人的行为习惯受环境与积习的影响，经常表现出保守性、排他性与顽固性，而科学的最新发展往往又以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态出现。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一旦产生，就要对传统的行为习惯产生冲击，要求人们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先进的科学思想观念与落后的行为习惯之间的争斗。1876年，当贝尔首先发明电话时，人们只不过把它当做新奇、有趣的玩具，不认为它会成为有价值的通讯工具，电报公司也拒绝生产。贝尔只能顶着风险，迎着人们的排斥心理和旧习惯的干扰，用募捐的资金进行长途电话的通讯实验。直到实验完全成功，才逐渐改变人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