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是追求教育真理的勇者

2015教师招考

（孙光友 ）
    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教育家的时代，有的甚至断言，陶行知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位教育家。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起教育家，就只记得孔子、蔡元培、陶行知、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杜威这些伟大人物？那些大师，都是一个时代的太阳和月亮，尽管非常耀眼，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星星，星星也是宇宙中闪光的星体，我们经常忽略了它们，不是因为他们不够闪亮，而是因为相隔太远。
我一直渴望当个作家，加入一个省级作家协会后，我就自认为是一个作家了，尽管只是个三流作家。自成当了校长后，我又渴望成为教育家，但如果教育家仅指那些跨越时代的大师，我这辈子不就只能死了这条心吗？全体教育人不也得死了这条心吗？
在我看来，教育家也有层次之分。一个时代又能产出几个世界级大师呢？如果言必称孔子，那还提什么教育家办学？孔子是不可以成批量复制的，但孔子的“徒子徒孙”却是可以成批量培养出来的。早在1985年，于光远先生就提出“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教育家”，2006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一批”和“成千上万”的概念告诉我们，所谓教育家，更多的应该是指那些在教育的天空里熠熠生辉的星星。星星们同样做着太阳和月亮的事业，有的看得见，有个名字，有的却看不见，连个名字也没有，但它们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发光发热，照亮一片生命的原野。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是一个难以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随着高考体制的恢复，应试教育就统治了教育江山，使得本应风轻云淡的教育被深度雾霾所困扰。国家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行动由于缺乏机制保障，一直得不到全社会的有效呼应，教育弊端愈积愈深。这样的结果，不仅让孩子们远离了童话和传奇，广大教师也丧失了生活的从容与诗意。
    全体教育人都被困守在应试教育的堡垒里，要从里面冲出来并不容易。
    去年暑假，我参加华南师范大学“国际视野及创新与变革精神”主题培训班，有幸聆听了朱永新“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李希贵“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吴颖民“从华师附中的办学实践看领袖型人才的培养”三堂讲座，感受他们那洞照灵魂的思想、充满智慧的表达、超越个体的人文情怀，我就在想，他们就是少数有勇气从应试教育堡垒里冲出来的人。这冲出来的人，虽然还算不上人们眼中具有足够块头的“大家”，但在我的心里，就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串：魏书生、斯霞、于漪、钱梦龙、王金战、程翔、窦桂梅、孙维刚、高万祥、李吉林、李圣珍、霍懋征、刘京海、李镇西、陶继新......,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星星。
    事实上，纵观历史，教育家大都是从对体制障碍的突破中产生出来的。一方面，体制的障碍影响了教育家的产生，另一方面，没有对体制障碍的突破，又很难成就教育家。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却又不足为怪。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有的会选择忍受，有的会选择等待，有的则会选择冲出去。教育家和一般教育人的区别就在，他们都会选择冲出去，因为他们都是勇者，要追求真理，要追寻真正理想的教育。
    孔子打破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开辟私人讲学的风气，开启平民教育的先河，开创“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式”等全新的教育理念，成为万世师表。
        陶行知扛起中国教育改造的旗帜，既反对“老八股”教育，也反对“洋八股”教育，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需要的教育，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举世瞩目，至今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杜威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在世界教育史上乃至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苏霍姆林斯基彻底抛开森严的教育制度，主张有“人”的教育，一切从人的需要、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人的心灵出发， 提出了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奠定了“教育思想泰斗”的地位。
         ......
    那么，什么样的勇者才能成为教育家呢？
首先是资格问题。按我的理解，教育家首先就是教书育人的实践家，只能在教书育人的一线产生出来。一个从来也没教过学、育过人的人，即使有关教育方面的成就再多，也不能称其为教育家。刷一刷那些中外著名教育家的名单，哪一个不是在孩子圈中成就了伟大的一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陶行知在晓庄师范，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尼尔在夏山学校......没有跟学生心与心的碰撞,教育家怎么可能凭空产生？
    其次就是标准问题。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作家、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凡属可以称为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作品，并且是超出一般性、具有高质量和鲜明特色的作品。教育家也一样，必须在教育领域内拥有独创性创作成果。只是教育家的智力成果主要不是物化品，而是人化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说得直白一点，教育家的作品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教育家培养人的活动必须是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创造性劳动，教育家培养的人必须是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个性发展的人。那种为生存、为工作而进行机械性、重复性劳动的教育人，那些为应试教育“拼命”的人，即使付出得够多，永也远不可能成为教育家。
    如果以培养的人才作为衡量标准，教育家也许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很多学校都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典型，只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没有给这些人贴上教育家的标签而已。我有两位同事，一位叫艾云宜，一位叫祝雷，前者是全国优秀教师、省劳动模范，后者是省优秀教师。他俩都没有著作，连教育类的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几篇，头上的光环也并非那么耀眼。但他们都深爱教育事业，都从事了一辈子教育，都具有深厚的教育素养，他们的思想和情怀没有写在纸上、说在口上，全都注进了自己一生的教育行为，变成了高质量、高能量的养分，内化成了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品质。因此，他们都深受学生的拥戴，也深受同事的敬仰。我要说，有了这一批批源源不断从自己羽翼下孵化成人的优秀孩子，他们就是真正的教育家。那些从来也没上过讲台，只知满纸荒唐言，到处高谈阔论的所谓理论家、学者，在他们面前都应该脸红。
由此，我们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纠正一直以来关于教育家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不知道教育家应该来自教书育人第一线，或者至少有长期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工作的经历、经验和突出贡献；不知道衡量教育家的标准主要是看教书育人的实绩，即培养了大批符合社会需求并有能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高质量人才；不知道教育家不仅指那些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其范围还应拓宽到那些默默无闻、却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的普通教育者。只有走出了误区，我们培养和发现教育家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培养教育家行动就无处着手，如果方向错了，在教育园地里自然成长的教育家就会永远被埋没。
事实上，我并没有降低教育家的要求，只要配得上教育家这个称号的，无论“大家”还是“小家”，都必定是勇者。勇者是需要底气的,教育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从堡垒里冲出来的勇者, 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同样的特质。  
    教育家一定具有仁者情怀。仁者心胸坦荡，无私便无畏。古人说，仁者爱人，仁者无忧。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的人，他们心里只有他人，没有自己，只有快乐，没有烦忧，关爱别人就是其快乐所在。有一句话教育人都耳熟能详，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而这句话对于教育家来说，就不只是一句普通的教育警言，而是生命的全部重量。教育家的爱，超越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是天地之大爱。教育家立世的全部意义都在爱事业、爱学生。拥有一种不求回报的大爱情怀，心灵达到自由之境，自然就不会缺少担当，自然就不会缺少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爱能给人以宗教般的虔诚和力量。有人说，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为了爱孩子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他对孩子的爱，不是一种教育艺术、教育策略和技巧，而是从心底散发出来的人性芬芳。在他的教育词典里，爱就是真理。他一生观察过2700名学生，转化了178名后进生，这呕心沥血的教育历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把心灵献给孩子”，这是他的一本著作的书名，更是他一生爱的真实写照。当他因积劳成疾，把生命定格在52岁这个数字的时候，他那份仁爱，却会烛照千年。
    教育家一定具有智者品质。智者洞察幽微，无惑便无恐。古人说，智者知人，智者无惑。智者是最能了解人、识别人的人。仁者和智者之间是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爱人者才会知人。教育是人的事业，只有爱人者，才会研究人，只有研究者，才会了解人。教育家怀有天地仁心，穷其一生关爱学生，了解学生，掌握了教育发展的规律，知晓了生命成长的密码。教育家的信心正是来之于无惑，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也就敢于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形成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式方法。魏书生说：“当一个人真正觉悟的一刻，他放弃追寻外在世界的财富，而开始追寻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魏书生就是一个觉悟了的智者，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就是其民主教育思想。他以非凡的定力，孜孜不倦地探索以民主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改革，独创了“六步教学法”，在当时的中国教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鼎新革旧之风，被人誉为“当代孔子”。
仁者加智者，勇者就脱颖而出。在勇者这里，只有理想，没有他想，只有事业，没有副业，只有学生，没有自己，只有坚持，没有放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新教育旗手朱永新的口号就是“行动，才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用脚思考”的人，他把行动哲学和田野精神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使新教育不仅成为理想，更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十来年时间里，新教育实验遍及20几个省区，进入数千所学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何等辉煌的壮举！
勇者总是循着自己的理想，在充满凶险与挑战的行路上跋涉，不到倒下，不会让笑容凋落，不达目标，不会让眼泪开花。这就是勇者的精神，勇者就是行者。
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千呼万唤的就是这样的勇者、行者！